【匯編】明亡清興剃發易服(第一輯)

我反對奴性十足的復古主義,更警惕那些打著漢服復興的幌子、企圖恢復踐行以腐儒為代表的奴到基因裏的權勢崇拜、與權勢狼狽為奸、與獨立人格、自由精神為敵的那些野蠻而虛偽的禮教禮儀和理論(以所謂的“忠孝”為思想和價值導向)的國賊及其幫兇們 ……

剃發易服 1

 

【編者按】

 

幾天前,有一做絲綢生意的老闆與我聊天,談及旗袍項目。

我很認真的告訴他:我是不會做旗袍項目的,即便是我的DZ PANO個性化定制品牌的服務裏,也不會包括旗袍項目。

他有些困惑,並批我偏激。

我解釋說:一個靠野蠻殺人實現野蠻統治並為了得以長久統治連剃發易服都敢強推的蠻夷團夥的種族的服飾演變而來的服飾,我是絕不接受的。這樣的服飾(旗袍),是自帶了孽債的,是不乾淨的。我也不希望我的女性親人裏,有任何人穿旗袍出現在我面前。

這位老闆,顯然無法理解我的這一情結。

在我的理解裏,滿清政權,雖然比明朝擁有了大得多的領土範圍,雖然統治着數量龐大的多得多愚民奴才,但,萬億個蛆蟲也比不上一個大寫的自由的人。千萬平方公里的大監獄、人間地獄,對整個人類的正向文明的發展進程,不過是一個更大的負累和牽絆而已。憑著剃發易服以及貫穿整個滿清朝代的空前猖狂的文字獄(可惜未能絕後),滿清政權的罪孽,永不可饒恕!……

當然,關於漢服復興,我說過,我反對奴性十足的復古主義,更警惕那些打著漢服復興的幌子、企圖恢復踐行以腐儒為代表的奴到基因裏的權勢崇拜、與權勢狼狽為奸、與獨立人格、自由精神為敵的那些野蠻而虛偽的禮教禮儀和理論(以所謂的“忠孝”為思想和價值導向)的國賊及其幫兇們。

……

特匯編幾篇有關滿清剃發易服和漢服消亡原因探究的文章。

僅供參考。

 

—— 蕭踐  2017.7.23

 

唐代 汉服 1

 

 


 

 

汉服消亡史:青史三千,凄惶堪伤

作者 佚名

 

当我们身着汉服,宣传中华汉文化时,常常会听到有人的质疑声。他们说汉服已经自然消失了,又或是汉族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其实,汉服并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人们所遗弃的。对于1645年的那段历史,我们每一个汉民族的人都应当牢记。
1644甲申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李自成兵败退回背景,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伴随而来的就是剃发易服令。
  
但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从剃发的为数寥寥。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江阴——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对江阴屡攻不下,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激昂地高唱着“头可断,发不可剃,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攻破,清军下令屠城。“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们“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全城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
  
嘉定——当满清统治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在嘉定三屠后,当满清统治者将旗幡插上城头时,满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抗清行列。当屠城令下达后,清兵“家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尤动者,骨肉狼藉。”若见年轻女子,遂当众猥亵。史家感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
  
除嘉定三屠之外,还有屠江阴,血洗江南、岭南,屠常熟、海宁、广州、赣州、湘潭、大同、四川等等。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的三十七年之多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是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一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政府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

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后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上一条金钱鼠尾的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了。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誓死也要剃掉最后一个汉人的头发,誓死也要换下最后一件汉族的衣服”?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况。人数远比华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凭借其悍战和机动,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征服农耕定居的汉民族。然而在占领中国全部或部分后,他们永远都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怎么统治汉民族?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企图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民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如果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对于满清政府者而言,外观几乎就是一切,只有让汉族服饰和汉族发式消失,才能够不被汉族同化。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对于汉族人民的奋力反抗颇感不解,他们疑问为什么“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发如虎”?汉族人民先“保守头颅”是不愿为保守昏庸的腐败明庭上阵拼杀。后“奋发如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汉族的发式和衣冠是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满清要把汉族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踩在脚底下,这就遭到了汉族人民坚决的浴血反抗。

明末朝庭吏治腐败、贪渎横行,官贵殷实却国库空虚。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女真南下,明毅宗不断向民众加派三饷(剿饷、练饷、辽饷),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咸认明庭横征暴敛不恤民艰。孟子所言:“君视民如草介,民视君如寇仇”就是这个道理。更早的诗经则有民众的怒斥:“时日曷丧,吾及汝皆亡”!故无论毅宗自缢煤山或弘光被擒芜湖民众都不以为意。因风传满清轻徭薄赋,汉人反而对于满清则翘首以望,只要这传闻属实,汉民并不介意胡人帝于中华。在华夏民众看来,虽然金銮殿的皇帝变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扰地照旧生活,中国仍然是中国,汉民照样是汉民。赋税反正总是要交的,如果满人皇帝轻徭薄赋岂不更好?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原来满人皇帝不仅是要自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习惯,毁我文化传统。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将不再是中国(“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就可认为是亡国)。”而衣冠属于风俗一项,所以当时百姓认为如果剃发易服,则中国就不能再称为中国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热血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夕之间竟成燎原之势。

明儒顾炎武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的《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满清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历史上的“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

我们汉服的消亡是一段血泪史,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没有必要去刻意回避,面对历史的态度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汉服的意义绝不只是一件美丽的衣服那样简单,她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的承载物,复兴汉服就是复兴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就是复兴我们民族的伟大文明。

我们的祖先曾经为了传承这精神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今天的我们,应当有“了解历史,牢记历史,超越历史”的民族观和历史观。

 


 

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清·戴名世

A late Qing artist conception of the Yangzhou massacre

A late Qing artist conception of the Yangzhou massacre

Dodo (1614–1649) the first Prince Yu 多铎 豫亲王

滿清 豫親王 多鐸

Dodo (1614–1649), the first Prince Yu

 

宏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兵破扬州。督师太傅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史可法死之。史公,字道邻,顺天大兴人,始为西安府推官有声,历迁安庐兵备副使,升巡抚,丁母忧,服阕起,总督漕运,巡抚淮阳,久之拜南京兵部尚书。当是时,贼起延绥,蔓延遍天下。江北为贼冲,公与贼大小数十百战,保障江淮。江南、江北,安危皆视乎公。公死而南京亡。 

先是崇祯十七年四月,南中诸大臣,闻京师之变,议立君,未有所属。总督凤阳马士英遗书南中,言福王神宗之孙,序当立。士英握兵于外。与诸将黄得功、刘泽清等深相结,诸将连兵注江北,势甚张。诸大臣畏之,不敢违。五月壬寅,王即皇帝位于南京,改明年为宏光元年。史可法、马士英俱入阁办事。而得功等方抱拥兵,争江北诸郡;高杰围扬州,纵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公奏设督师于扬州,节制诸将士。士英既居政府弄权,不肯出镇,言于朝曰:“吾在军中久,年且老,筋力惫矣,无能为也。史公任岩疆,屡建奇绩。高杰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神明慈父,今日督师之任,舍史公其谁?”史公曰:“东西南北,惟公所使。吾敢惜顶踵,私尺寸,堕军实而长寇仇?愿受命!”吴县诸生卢谓,率太学诸生上书,言可法不可出,且曰:“秦桧在内,而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一时朝野争相传诵,称为敢言。  

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宏图、姜日广,及士英建议,请分江北为四镇,以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高杰分统之:杰驻徐州,良佐驻寿州,泽清驻淮安,得功驻庐州。寻进封黄得功为靖南侯,又进封左良玉为宁南侯,封刘泽清为东平侯,刘良佐为广昌伯,高杰为兴平伯。

高杰昔本流贼,其妻邢夫人,李自成妻也,杰窃之,率兵来降。当王师之败于郏县也,杰奔走延安。自成既陷西安,全陕皆不守,杰率兵南走,沿途恣杀掠无忌。马士英以其众可用,使聘以金币,上手诏“将军以身许国,当带砺共之。”于是杰渡淮,至于扬州。其兵不戢,扬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共遭屠杀无算。江都进士郑元勋,负气自豪,出而调停,入往杰营,饮酒谈论甚欢,杰酬以珠币。元勋还入城,气益扬,言于众曰:“高将军之来,敕书召之也。即入南京,尚其听之,况扬州乎?”众大哄,谓元勋且卖扬州以示德,共杀之,食其肉立尽。杰闻元勋死,大恨怒,欲为元勋报仇,将合围,而公适至。 

初杰兵杀人满野,闻公将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骸。及公至,升座召见杰。杰拜于帐下,辞色俱变,惴惴惧不免。而公坦怀平易,虽偏裨皆慰问殷勤。杰骄蹇如故。浃旬公上书,请以瓜步屯其众,扬州人乃安。 

已而公巡淮安,奏以泽清驻淮安,高杰驻瓜州,黄得功驻仪真,刘良佐驻寿州,各有分界。而督师与诸将,各分汛以守:大江而上为左良玉;天灵州而下,至仪真三汊河为黄得功;三汊河而北,至高邮为高杰;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为刘泽清;自王家营而北至宿迁,为危险重地,公自当之;自宿迁至骆马湖,为总督河道王永吉。而高杰必欲驻扬州,要公而请于朝。扬州人又大哄,且以无序第为辞。公遂迁于东遍公署,而以督府居杰。既入城,号令严肃,颇安堵无患。其间小有攘夺,官亦不能禁也。

当是时,登莱总兵黄蜚,奉诏移镇京口,取道淮阳,虑为刘高二营所掠。蜚故与黄得功善,使人谓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营三汊河守备遽告杰曰:“黄得功军袭扬州矣。”乃密布精骑于土桥左右。而得功不之知,行至土桥,角巾缓带,蓐食且饮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备,战马值千金毙于矢。得功夺他马以驰,随行三百骑皆没。而杰别遣兵二千人袭仪真,为得功部将所歼,无一存者。黄、高交恶,各治兵欲相攻。万元吉奉朝命往解,史公亲为调释,俯而后定(诸将惟高杰兵最强,可以御敌)。杰至是始归命史公,奉约束惟谨。

公决意经略河南,奏李成栋为徐州总兵。贺大成为扬州总兵,王之纲为开封总兵,李本身、胡茂贞为与平前锋总兵:诸将皆杰部将也。杰遂于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将行,风吹大纛忽折,炮无故自裂,人多疑之。杰曰:“偶然耳。”为顾而行。  

是时,大兵已攻山东,浸寻及于邳宿。而史公部将张天禄驻瓜州,许大成驻高资港,李栖凤驻睢宁,刘肇基驻高家集,张士仪驻王家楼,沈通明驻白羊河。十一月宿迁不守,公自抵白羊河,使监纪推官应廷吉,监刘肇基军、监军副使高岐凤、监李栖凤军,进取宿迁。大兵引去。越数日,复围邳州,军于城北,刘肇基、李栖凤军于城南,相持逾旬。大兵复引去。

是时,马士英方弄权纳贿,阮大铖、张孙振用事,日相与排斥善类,报私仇,漫不以国事为意。史公奏请皆多所牵掣,兵饷亦不以时发。南北东西,不遑奔命。国事已不可为矣。 

公经营军务,每至夜分,寒暑不辍,往往独处舟中,左右侍从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备,公曰:“有命在天,人为何益!”后以军事益繁,谓行军职方司郎中黄日芳曰:“君老成练达,当与吾共处,一切机宜,可以面决。”对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相国亦当节劳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辙。且发书立檄,僚幕济济,俱优为之;征兵问饷,则有司事耳。相国第董其成,绰有馀裕,何必躬亲以博劳瘁,损精神为耶?”公曰:“固知君辈皆喜安逸,不堪辛苦。” 日芳曰:“兵者,杀机也,当以乐意行之;将者,死官也。当以生气出之。郭汾阳声色满前,穷奢极欲,何尝废事乎?”公笑而不答。  

是冬,紫薇垣诸星皆暗,公屏人,夜召应廷吉仰视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独明。”公曰:“辅弼皆暗,上相其独生乎?”怆然不乐,归于帐中。 

明年正月饷缺,诸军皆饥。史公荤酒久不御,日惟蔬食啜茗而已。公所乘舟桅,辄夜作声,自上而下,复自下而上。祭之不止。有顷,高杰凶问至。公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建武绍兴之事,其何望乎!”遂如徐州。 

初,高杰与睢州人许定国有隙。定国少从军,积功至总兵。崇祯末,有罪下狱,寻赦之,仍以为总兵,崇祯十七年冬十一月,挂镇北将军印,镇守开封。至是闻杰之至也,惧不免,佯执礼甚恭,且宴杰,杰信之,伏兵杀杰,及其从行三百人。定国渡河北降,且导大兵。而高杰部将李本身等,引兵还徐州。 

杰既死,诸将互争雄长。几至大乱,公与诸将盟,奏以李本身为扬州提督(本身,杰甥也),以胡茂贞为督师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其余将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为世子,于是众志乃定。 

而高营兵既引还徐州,于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大兵自归德一趋亳州,一趋砀山徐州。李成栋奔扬州。  

当土桥之变也,黄得功怨忿不能忘,及闻杰死,欲引兵袭扬州,代领其众。扬州城守戒严。公自徐至扬,使同知曲从直、中军马应魁,入得功营和解之。亦会朝命太监高起潜、卢九德,持节谕解。得功奉诏。

邢夫人虑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无子,欲以元爵为公子,公不可。客有说公者曰:“元爵系高氏,今高起潜在此,公盍为主盟,令子元爵而抚之,庶有以塞夫人之意而固其心?”公曰:“诺”。明日,邢夫人设宴,将吏毕集。公以语起潜,起潜曰:“诺。”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并拜公。公不受,环柱而走,潜止焉。明日,起潜亦设宴,宴公并高氏于。公甫就坐,起潜使小黄门数辈挟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称公为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弥日。自是高营将士,愈皆归诚于公。  

马士英、阮大铖忌公威名,谋欲夺公兵权,乃以故左春坊中允卫胤文监兴平军。军中皆愤不受命,寻加胤文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军,驻扬州。扬州又设督府。幕僚集议曰:“公,督师也。督师之体,居中调度,与藩镇异。今与彼互分汛地,是督师与藩镇等也。为今之计,公盍移驻泗州,防护祖陵,以成居重驭轻之势,然后上书请命,以淮扬之事,付之总督卫子安,总河王铁山乎(子安,胤文字;铁山,永吉字也)?”公曰:“曩之分汛,虞师之不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镇泗州,亦今日之急务。”遂使应廷吉督参将刘恒禄、游击孙恒、都司钱鼎新、于光等兵,会防河郎中黄日芳于清江浦,渡洪泽湖,向泗州而发。

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献书言事者,辄收之,月有廪饩。以应廷吉董其事,名曰礼贤馆。于时四方幸进之徒,接踵而至。廷吉言于公,请散遣之。公曰:“吾将以礼为罗,冀拔一二于千百,以济缓急耳。”廪之如故。然皆望公破格擢用,久之不得,则稍稍引去。城破之日,从公而及于难者,尚十有九人。至是移镇之议既定,公命廷吉定其才识,量能授官,凡二十余人。明日,诸生进谢。公留廷吉从容问曰:“君精三氏之学,尝言夏至前后,南都多事,此何说也!”廷吉对曰:“今岁太乙阳局,镇坤二宫,始击关提,主大将囚;且文昌与太阴并,凶祸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后,更换阴局,大事去矣。”公欷出袖中手诏,示廷吉曰:“左兵叛而东下矣。吾将赴难如君言,奈天意何!”因令廷吉等诸军赴泗,便宜行事。会泗州已失,而廷吉等屯高邮邵伯间。公至燕子矶,而黄得功已破左兵于江上。公请入朝,不许诏曰:“北兵南向,卿速赴泗州应敌。” 

当是时,马阮浊乱朝政,天下寒心,避祸者多奔左良玉营。而良玉自先帝时,已拥兵跋扈,不奉朝命。其众且百万,皆降贼,素慕南都富丽,日夜为反谋。良玉被病,其子平贼将军梦庚欲举兵反。适有假太子之事,一时失职被收诸臣,又为春秋兴赵鞅之说以赞成之。遂以太子密旨,诛奸臣马士英为名,定国行,竖二旗于首,左曰清君侧,右曰定储位。遂破九江、安庆,屠之。江南大震。马阮惧,相与议曰:“左兵来,甯北兵来。与死于左,不如死于北。”故缓北而急左,边备空虚,大兵直入无留行矣。 

史公遂至天长,而盱眙泗州已失,泗州守方将岩败殁,总兵李遇春降。史公率副将史得威数骑回扬州,登陴设守。而扬州人讹言许定国引大兵至,欲尽歼高氏。高营斩兵关而出,奔泰州。北警日急,黄日芳率兵营茱萸湾,应廷吉率诸军来会,营瓦窑铺以犄角。史公檄各镇兵来援,皆观望不赴,刘肇基、何刚,率所部入城共守。城陷之日,何刚以弓弦自缢死。刚,上海举人,崇桢十七年春正月,上书烈皇帝,请缨自效者也。肇基以北兵未集,请乘其不备,背城一战。公曰:“锐气未可轻试,姑养全力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红衣炮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奋勇巷战,力尽皆死。  

先是有使自北来,自称燕山卫王百户,持书一函,署云:“豫王致书史老先生阁下。”史公上其书于朝,而厚待使者,遣之去。至是大兵既集,降将李遇春等,以豫王书来说降。又父老二人,奉豫王令,至城下约降。因缒健卒下,投其书并父老于河,李遇春走。豫王复以书来者凡五六,皆不启,投之火中。部将押佳者,本降夷也,匹马劫大兵营,夺一马,斩一首而还。公赏以白金百两。是时,李成栋驻高邮,刘泽清与淮阳巡抚田仰驻淮安,皆拥兵不救。大兵攻围甚急,外援且绝,饷亦不继,而高岐风、李栖凤,将欲劫史公以应大兵。公曰:“扬州吾死所,君等欲富贵,各从其志,不相强也。”李、高中夜拔营而去。诸将多从之。公恐生内变,皆听其去,不之禁。自此备御益单弱矣。”

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国为国杀身,得威义当同死。”公曰:“吾为国亡,汝为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无子女,为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负国,汝无负我!”得威辞曰:“得威不敢负相国,然得威江南世族,不与相国同宗,且无父母命,安敢为相国后?”时刘肇基在旁泣曰:“相国不能顾其亲,而君不从相国言,是重负相国也。”得威拜受命。公遂书遗表,上宏光皇帝,又为书一遗豫王,一遗太夫人,一遗夫人。一遗伯叔父及兄若弟。函封毕,俱付得威曰:“吾死,汝当葬我于太祖高皇帝之侧,其或不能,则梅花岭可也。”复操笔书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仇耻,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士,受慈母恩,不能备孝养。遭时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独恨不从先帝于地下耳。”书毕,亦付得威。

二十五日,大兵攻愈急。公登陴拜天,以大炮击之。大兵死者数千人。俄而城西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刭,参将许谨救之,血溅谨衣。未绝,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谨与得威等数人,拥公下城至小东门。谨等皆身被数十矢死,惟得威独存。时大兵不知为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惊喜,执赴新城楼见豫王。王曰:“前书再三拜请,不蒙报答,今忠义既成,先生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得罪万世!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王反覆说之,不可。乃曰:“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与亡,吾死岂有恨?但扬州既为尔有,当待以宽大。而死守者,我也。请无杀扬州人。”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尸裂而死。阖城文武官皆殉难死。

初,高杰兵之至扬州也,士民皆迁湖潴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 

公既死,得威被执,将杀,大呼曰:“吾史可法子也!”王令许定国鞫之。逾旬,乃得免。既免,亟收公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先是得威以公遗书藏于商人段氏家,至是往段氏,则段氏皆死。得威旁徨良久,忽于破壁废纸中得之,持往南京,献于太夫人。其辞曰:“儿仕宦凡有二十八年,诸苦备尝,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致旷违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天地之间!今日殉城,死不足赎罪。望母委之天数,勿复过悲。副将史得威,完儿后事,母以亲孙抚之。”其遗夫人书曰:“可法死矣!前与夫人约,当于泉下相俟也!”其遗伯叔父若弟书曰:“扬州旦夕不守,一死以报朝廷,亦复何憾!独先帝之仇未报,是为大恨耳。”遗豫王书不得达,其辞曰:“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葬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 

当扬州围时,总兵黄斌卿、郑彩守京口常镇,巡抚杨文骢驻金山。五月初十日夜,大雾横江,大兵数十人,以小舟飞渡南岸,兵皆溃。镇海将军郑鸿逵,以水师奔福建。黄斌卿、郑彩、杨文骢,皆相继走。镇江遂失。而汴城伯赵之龙,已先于初五日夜,使人赉降书,往迎大兵矣。马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黄得功营。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刘良佐来降。二十二日夜,良佐率其兵犯驾,左柱国太师靖国公黄得功死之。其将田雄、张杰等,奉上如大兵营。

明年春三月,史得威举公衣冠及笏,葬于扬州郭外梅花岭,封坎建碑,遵遗命也。已而敕赐旱西门屋一区,以处其母妻,有司给粟帛以养之。  

岁戊子,盐城人某,伪称史公,号召愚民,掠庙湾,入淮浦,有司乃拘系公母妻江宁。有镇将曰:“曩者淮扬之下,吾为前锋,史公实死吾手。贼固假托名李者,行当自败,何必疑其母妻哉?”乃释之。


 


 
Yangzhou massacre
(wiki)

The Yangzhou massacre took place in 1645 in Yangzhou,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Mass killings of residents in Yangzhou were conducted by Qing troops under the command of Prince Dodo after they conquered the city from forces loyal to the Southern Ming regime of the Hongguang Emperor.
The massacre lasted ten days after the city fell on May 20, 1645. Traditionally, the number of victims was reported as close to 800,000, although some modern scholars consider it an exaggeration.The defending commander, Shi Kefa, was also executed by Qing forces after he refused to submit to their authority.
The alleged reasons for the massacre were:To punish the residents because of resistance efforts led by the Ming official Shi Kefa.To warn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in Jiangnan of the consequences of resisting the invaders.
The book An Account of Ten days at Yangzhou by Wang Xiuchu,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by Lynn A. Struve) was a first-perso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massacre. Following are excerpts from Wang Xiuchu’s report (in Struve’s translation):
“Several dozen people were herded like sheep or goats. Any who lagged were flogged or killed outright. The women were bound together at the necks with a heavy rope—strung one to another like pearls. Stumbling with each step, they were covered with mud. Babies lay everywhere on the ground. The organs of those trampled like turf under horses’ hooves or people’s feet were smeared in the dirt, and the crying of those still alive filled the whole outdoors. Every gutter or pond we passed was stacked with corpses, pillowing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Their blood had flowed into the water, and the combination of green and red was producing a spectrum of colors. The canals, too, had been filled to level with dead bodies.”
“Then fires started everywhere, and the thatched houses…caught fire and were soon engulfed in flames…Those who had hidden themselves beneath the houses were forced to rush out from the heat of the fire, and as soon as they came out, in nine cases out of ten, they were put to death on the spot.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had stayed in the houses—were burned to death within the closely shuttered doors and no one could tell how many had died from the pile of charred bones that remained afterwards. ”Books written about the massacres in Yangzhou, Jiading and Jiangyin were later republished by anti-Qing authors to win support in the leadup to the 1911 Xinhai Revolution.

Wang Xiuchu (Chinese: 王秀楚) was a 17th-century Chinese middle-class scholar who lived through the conquest of the Ming Dynasty by the Manchu-ruled Qing Dynasty. Wang’s most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 is his writing of the “Yangzhou shiri ji" (Account of Ten Days of Yangzhou) an account that details his survival of the notorious Massacre of Yangzhou that was perpetrated by the Manchu prince Dodo. In this account five members of Wang’s extended family are killed by Qing troops, and he witnesses the rapes and killings of many of his neighbors. In the end of the narrative he is rescued by a sympathetic Manchu officer who orders his soldiers to spare the lives of Wang and his surviving family members.
Wang’s account is also used as verification to the death of the Ming viceroy in Yangzhou, Shi Kefa.


 

剃發易服

 

原因之一是為了區別服從者和反抗者,方便統治,剃髮令引起強烈反對與抵抗,結果反抗者在清初一度遭致清廷的血腥鎮壓。剃发、易服与圈地、占房、投充、逃人并称“清初六大弊政”。

“剃发易服”政策從清初的暴力鎮壓到康熙年間及康熙以後的潛移默化,對後來中國的髮式及服飾有明顯影響。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Manchu style clothing was only required for scholar-official elite such as the Eight Banners members and Han men serving as government officials.
When the Manchurians established the Qing dynasty, the authorities issued decrees having Han Chinese men to wear Manchurian attire and shave their hair into pigtails. The resistances against the hair shaving policy were suppressed.Some Han civilian men also voluntarily adopted Manchu clothing like Changshan on their own free will. By the late Qing, not only officials and scholars, but a great many commoners as well, started to wear Manchu attire.As a result, Ming dynasty style clothing was even retained in some places in China dur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Throughout the Qing dynasty, Han women continued to wear clothing from Ming dynasty.Neither Taoist priests nor Buddhist monks were required to wear the queue by the Qing; they continued to wear their traditional hairstyles, completely shaved heads for Buddhist monks, and long hair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opknot for Taoist priests.
It was Han Chinese defectors who carried out massacres against people refusing to wear the queue. Li Chengdong, a Han Chinese general who had served the Ming but defected to the Qing,ordered troops to carry out three separate massacres in the city of Jiading within a month, resulting in ten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The third massacre left few survivors.The three massacres at Jiading District are some of the most infamous, with estimated death tolls in the tens or even hundreds of thousands.Jiangyin also held out against about 10,000 Qing troops for 83 days. When the city wall was finally breached on October 9, 1645, the Qing army, led by the Han Chinese Ming defector Liu Liangzuo (劉良佐), who had been ordered to “fill the city with corpses before you sheathe your swords," massacred the entire population, killing between 74,000 and 100,000 people.
Han Chinese soldiers in 1645 under Han General Hong Chengchou forced the queue on the people of Jiangnan while Han people were initially paid silver to wear the queue in Fuzhou when it was first implemented.


 

剃發易服 2

清初剃发易服过程中的几个小故事
作者 潘洪钢 

 

清代,是中国服饰变化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清入关时,强令以汉族为主体的关内人民,依照满洲人民的习惯改变发式与服装。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局部地区的情况,元朝时蒙古族也曾对全国进行统治,但以法令的形式强令改变服饰,这还是第一次。在清初剃发易服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小故事,颇耐人寻味。
  

1、孙之獬的故事
清政权入关伊始,即令关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剃发,即照满洲习俗改变发式,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影响下的汉族而言,这一改变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剃发令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广大的地区引起激烈反抗,并遭到无情的镇压。 

传说这个剃发令是由一个降清的汉族官员提出来的,此人便是孙之獬。  

孙之懈是个正史中有记载的人物。他虽然也是个“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但行事却为明末士林所不齿。天启时,他曾依附阉党魏忠贤,《明史·倪元璐传》载,“孙之獬,忠贤党也”,崇祯帝下令将阉党所编《三朝要典》焚毁,他“闻之诣阁大哭,天下笑之”。明末动乱中,他散尽家财,在家乡山东淄川组织一帮人,帮助当时在山东进行招抚的侍郎王鰲永抗拒农民军,山东巡抚方大猷将他的“事迹”上报给刚刚入关的清廷,于是他奉召入京,成为新王朝的礼部左侍郎。关于他向清廷提议,令天下人剃发易服这事,清代官修诸书并无记载,《清史稿·孙之獬传》亦未提及。倒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流传很广的文人笔记《研堂见闻杂记》中有较明确的记载,《清稗类钞》也有“孙之獬改装”一条,两条记录内容相近而前者较详。大致是说,入关初,清廷并未下决心改变汉人服饰,朝堂之上,各自旧服,分班而立,孙之獬为了向多尔衮表示忠诚,自己带头剃了头,穿了旗人的服装,并说自己家人老小也都改了发式服装。结果,上朝时,他想站到满臣一列中,满臣以他是汉人而不准,他要站到汉臣一列中,汉臣以他穿的是满装而不容他。他一怒之下,向顺治帝上奏,说这种情况,“是陛下从中国,而非中国从陛下也。”多尔衮看了奏疏,大为激赏,于是下令天下剃发易服,命中国南方各地军民人等一律剃发,改从满人服饰发型,否则军法从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个引发千万人流血死亡的歹毒主意都是由于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孙氏“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研堂见闻杂记》一书,为清初山东文人所作,原来流传不广,辛亥革命时编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痛史”中,流播渐广。初版署名作者为“娄东无名氏”,后经学者考证,作者为与孙之獬同乡的王家桢。该书记载清初历史变迁中的许多事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但具体到孙之獬疏请令天下剃发一事来看,其真实性却颇可质疑。

首先,剃发一事为引发各地民众激烈反抗的政策,既然有汉人提出此事,清廷可免去此项罪名,官书中当会有所记载,甚至应该大肆渲染,但官书中对此却没有记载。 

其次,就史实而言,早在清入关前,努尔哈赤就曾制定了清朝服饰的基本原则,皇太极更是从总结民族统治的经验的角度,制定了入关以后,满人不得学习汉人服饰的规章,他说:当年金朝人入关,改变了祖宗的服制,学习汉人的服饰,长时间难以恢复,我们以骑射为本,如果学习汉人服饰,“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怎么能打仗?今后世代子孙不得变更祖制。可以这么讲,入关以前,对于满人不学汉装的问题,已经上升到统治能否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认识了,也为入关后下令汉人剃发易服打下了伏笔。 

再者,从关外时期的情况来看,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时期,后金及清政权打下辽沈诸地,均令当地军民人等剃发。可见剃发是从关外时期就已形成了的定制,并非始自于入关以后。以《清实录》所载,清军攻入山海关,亦令城内军民剃发,以示归顺。进一步,顺治元年四月(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后,兵锋直指北京,当时即令各地逃亡百姓“各还乡里剃发迎降”。五月,师入通州,“知州率百姓迎降,谕令剃发。”可以这么说,进入内地以前,“剃发”就已成为一项既定政策。

当月,清军进入北京,立即颁布剃发之令:

“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各处城堡着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其为首文武官员即将钱粮丹籍兵马数目、亲赍来京朝见。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加恩。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又:“凡投诚官吏军民皆着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 

以是观之,清军入关,沿途下令军民人等剃发,而此时孙之獬仍在山东乡间,并无首倡剃发之可能。剃发令并非源自汉族官员孙之獬,当无疑义。至于为什么到次年六月下令严格执行剃发之令,清廷也作了解释,《东华录》载,顺治二年六月谕礼部:“向来剃发之制所以不即划一,听令自便,盖欲天下大定,始行此制”,可见此事也与孙之獬无关。 

那么,剃发令这样一件大事,怎么张冠李戴地转到孙之獬的名下了呢?文人笔记,民间传言,虽非信史,亦略有痕迹可循。孙之獬在明末党争中,依附阉党,为士林不齿,至清廷入主,为朝中率先剃发者之一,又于严令剃发之当月,与陈名夏、金之俊等人同时得到“红纱蟒衣一袭”,而且此人也确有“举家男妇、皆效满装”之举。《清史稿·冯铨传》中说,冯铨与孙之獬、李若琳等人“皆先剃发”,而且孙之獬合家“男妇并改满装”,以至引起“诸臣遂谋陷害”。传至民间,至有张冠李戴,将剃发令的产生归罪于孙之獬。传至民间,至有张冠李戴,家乡文人,痛恨小人,行诸文字,乃至谬传后世。

孙之獬有不少小人行径,的确不假,但他毫不掩饰,比如明知崇祯已下令销毁《三朝要典》,他竟敢当众痛哭,也算是个“真小人”。孙之獬这人的立场,倒也是非常坚定。曾有被清军俘获明臣,誓死效忠于崇祯,孙氏嘲笑说:“就崇祯这么个人也值得你去效死?”在清廷做官约三年时间,他曾就宦官问题、官员结党问题等事上疏,特别是他曾就家乡淄川县减免赋税一事专门上疏,也算敢于直言。在对待农民军问题上,他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入新朝廷做官前,他散尽家赀,为镇压农民军出力。顺治四年,革职乡居的孙之獬被李自成旧部和抗清农民军所获,农民军曾试图利用这个曾中过进士的文人,可他就是坚决不从,以至民军对他用尽刑法,仍不愿降。农民军当着他的面杀死他的孙子、孙媳,他破口大骂,以至最后被“五毒备下,缝口支解”而死。孙之獬“合家惨死”后,有人建议清廷按职给他抚恤,也有人提出反对,说他此前已经被解职,不应给恤,最后多尔衮并未批准给他抚恤。 

清初,降附新主子的明朝旧官成千累百,参与镇压农民军的也所在多有,他既不是带头降清剃发的第一人,在得到“红纱蟒衣”之赐诸人中,他也不是排名第一的人物。但在充满故国之思的文人士大夫笔下,这样一个毫无顾忌,拚命讨好新主子无耻之徒最终被冠以“首倡剃发”之名,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孙之獬的故事是颇耐人寻味的。
  

2、十从十不从的传说 

明清鼎革以后,满汉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经历了一个从剧烈冲突到长期磨合,进而逐渐融合的过程。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服饰的改变。

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抗争与镇压过程中,社会大众普遍求治的要求开始显现出来,人们希望能尽快结束明末以来长期的社会动荡,恢复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便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于是,妥协最终出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所谓“十从十不从”。

“十从不不从”,主要指的是在服饰更改的过程中,准许有一些变通,以利于清朝的统治迅速建立。据说这个十从十不从,是由降清的明臣金之俊与入关时掌握清朝实际权力的多尔衮共同确定的,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载:“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就服饰而言,男人须遵守新朝命令,而女人不一定要遵守;活着的时候要穿满式的服装,而死后入殓时也可以穿汉装;而老人、孩子、和尚道士都可以着明代服装等等。金之俊是明末的一个侍郎,李自成进京时曾降大顺,农民军曾对他进行“拷掠”,即强令他给农民军出粮饷,后来清军来了,他又率先降了清。与孙之獬的故事类似,金之俊是不是向多尔衮提出了这个“十从十不从”的建议,官书和正史都没有记载,文人笔记和野史却言之凿凿。从有清一代的史实来看,对男人的服装发式,是有严格要求的,而对女姓,的确是没有规定的,孩子小时穿前明的服式,也是常见的,老人死后,以明代服饰入殓,在一些地区也成为习惯,寺庙中的和尚、道士也都保留了原来的服装。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国初,人民相传,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之说。故生必时服,死虽古服不禁;成童以上皆时服,而幼孩古服亦无禁;男子从时服,女子犹袭明服。盖自顺治以至宣统,皆然也。”事实上,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以武力为后盾的剃发易服,只扫清了表面的东西,汉民族文化心理上深层的、隐蔽的内容是无法短时期全部改变的。而清统治稳定以后,民族关系渐趋缓和,人民间的交往得以发展,民族融合渐成趋势,服饰文化中“互融”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

汉族人民对于满族服饰的认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清初曾任四川巡抚的韩世琦,原来是汉族,幼年被清军掳至关外,后入八旗汉军籍。入关后,韩渐至显贵,他的母亲和弟弟仍在家乡,但韩母一生没有到过韩世琦的衙署,原因说起来也简单,“以满汉衣服不便也”!对此,清初人评价说,“母亦贤矣”。(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57年7月版,第35页)韩的母亲因为穿着汉族服装而不愿去见穿着满人服装、已为封疆大吏的儿子,显示出清初汉族对满族服装的不适应,而清初汉族文人对此的评价也体现了一种民族心理。 

但是,随着社会的逐渐安定,民族之间关系也渐趋缓和,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中,人们的服食习俗开始互相影响。旗籍人口中,陆续出现了改紧身衣为宽袍大袖,学习汉装的情形,清中期后,旗人妇女中甚至也出现了缠足现象,此种情形一再遭到清朝统治者的申斥。在汉族中,习用满人服饰渐成一种习惯,一般小康人家,往往在服饰上向富贵者学习,而清代上层社会的品官、命妇多为旗装,如此,人们在意识深处渐渐接受了满族式的服装发式。以发式来讲,辛亥革命后剪辨子,不仅清朝的遗老们难以接受,就是普通百姓也觉得辨子是中国人的脸面,岂能一剪了之。剪掉清初满族统治者强加给汉族人的辨子反而成了一种革命,要知道,革命是要经历一场痛苦的变革的。  

在“男从女不从”的规矩下,男人的发式彻底改变了,而妇女缠了近千年的小脚却得以保留,甚至成为旗下妇女的模仿的对象。另方面,以旗下女装为基础改进的“旗袍”却渐渐成为流行的服装。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汉族妇女不着满装,并未受到清王朝的注意。至于清中期以后,有汉族妇女学着穿满族服装,则与少数旗下妇女学着缠足一样,是民族关系发展与民族融合的表现,也是妇女这一时尚人群在推动习俗变迁中影响的表现。晚清以降,妇女着旗袍成为一种时尚,后来更是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性服装,是民族间文化整合的一个典型事例。
  

3、禁缠足的风波 

清廷入关,在流血的冲突与社会动荡中,汉族男人的头剃了,可女子的小脚却得以保留。史实上,清廷入关伊始,即有禁止妇女缠足之令,此事也曾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 

入关之前,后金及清政权对此即有关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皇太极就曾下令:“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这时,距离清廷入关,尚有六年之远。自兹以降,清王朝对于旗内妇女缠足问题始终秉承这种态度。究其内心深处的起因而言,主要还是惧怕旗人沾染汉族习俗。而对于汉族女子缠足之俗,清王朝最初的态度与剃头一样,意欲严行禁止。

查阅有关文字记载,禁止汉族妇女缠足之令,似乎是从禁止宫廷中选入汉女开始的。九钟山人“清宫词”注释中说:“顺治元年,孝庄皇后有谕,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此旨旧悬于神武门内。”孝庄太后的谕令,指向很明确,不允许将缠足的妇女选入宫廷,其出发点当然还是防止满洲人沾染汉人习俗,尤其注重在宫廷禁地中对此事的防范。无名氏:《孑遗余录》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入关初,有位叫德海的旗人,娶了一位汉族女子,引给摄政王多尔衮看,一见之下,多尔衮觉得这女子“姿容殊绝”,但一看到她缠过的小脚,他不禁皱起了眉头:“怎么找了这么个怪物,快快遣去”。德海不得已,只好与这女子分离。传说满人一入关,见汉人女子弓足,“不觉大笑”,随后就草拟了禁令。多尔衮曾将禁令稿拿给降臣洪承畴看,洪看后说,“中土女子,以深锁闺中为美德。弓足即表示此俗,当以仍旧为宜。”禁止缠足的命令就这么不了了之。这当然是野史的传说,但以见于记载的资料来年,顺治初年还是颁布了禁止妇女缠足的谕令,如清·钱泳《履园丛话·杂忆》卷23中就有“顺治二年禁裹足”的说法;清·福格《听雨丛谈》卷7:也说“嗣又定顺治二年以后所生女子禁裹足”。

然而,要全面禁止汉族民间妇女的缠足,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因为男子多从事社会活动,剃头与否很容易发现,而妇女多处深闺之中,禁其裹足,难度更大,诚如后来嘉庆帝论及缠足一事时所说的“妇女等深居闰阃。其服饰自难查察”。而且事涉一般汉人心理因素,不仅会易引起普通百姓的反抗,也会引起汉族士大夫的反感。因此,在顺治初年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之中的情况下,此项禁令难以贯彻执行。 

康熙初,社会渐渐走向安定,禁止妇女缠足一事被再次提到日程上来,但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王枕甫:《蚓庵琐语》回顾了当时的禁令:经议准:康熙“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不久,还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惩处办法:“元年之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女之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规定可谓极严,惩处可谓极重。但要改变汉族人传承数百乃至千年的习俗,谈何容易。一般汉族官员士大夫,虽然对此心存不满,但也还是要做表面文章,尊奉朝廷的法令,传说有大臣上疏,第一句就是:“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 一时传者以为笑柄。但是在民间,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架诬讦告纷纷而起”,不免有人将康熙元年以前所生的女子诬告为元年以后所,“诬罔出首,牵连无辜”。此种情形,当然会引起社会动荡,影响清王朝对地方的统治。  

康熙初年的禁缠足之令,实际推行的时间也很短。康熙三年开始严格推行,到七年就有都御史王煕、仪制员外郎王士禛等公开上疏,请求解除禁令,最后由礼部题请,以禁令导致民间扰攘纷乱,决定“相应免禁可也。”一场禁缠足的风波就此告一段落。有趣的是,解除禁令一事,当时上疏时,竟与恢复科举中考试“八股”文章相提并论,亦可见汉族士大夫对缠足问题的重视程度。 

自此以后,有清一代未再对汉族妇女缠足一事发布任何强制命令,而只是禁止旗内人民效仿此俗。直到清末,提到此事时,清廷所采取的仍然是“温婉劝谕”的态度。《清实录》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慈禧太后懿旨:“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搢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藉词禁令,扰累民间。”清末新政时期,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再次提出禁止妇女缠足的办法,朝廷的回答仍然是:“至缠足陋俗,应随时劝导,毋庸特设科条。”可见清王朝对汉族女子缠足事的态度。 

耐人寻味的是,在清代二百多年的民族交往中,不仅汉族的缠足习俗未禁止,就是旗人妇女中也渐渐出现的效仿缠足的情况,虽然自入关时起,清廷就开始反复强调旗人不得学习汉人缠足陋习。邱苇瑗《菽园赘谈》卷一载:乾隆时,朝廷即已发现有旗下女子效仿缠足的情况出现,乾隆帝“恶其变乱旧制,屡经降旨切责,不许旗人女子缠足,而汉人仍自若焉。”此后,嘉庆、道光帝都曾反复强调旗下妇女,尤其是汉军旗人,要严禁妇女缠足,并制定了相应的惩处制度。如道光十九年谕:“令八旗都统副都统等,严饬该管,按户晓谕,随时详查,如有衣袖宽大及如汉人缠足者,将家长指名参奏,照违制例治罪。”

当然,清初的禁缠足,完全是从民族统治的角度出发的,这与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发动的放足运动是有根本区别的。另一方面,清廷严禁旗人缠足,亦在于防止满蒙及汉军旗人沾染汉俗,动摇其统治根基,亦与现代意义上的移风易俗无关。
  


 

“嘉定三屠”的头号刽子手李成棟

作者:常笑

 

嘉定三屠 1

嘉定三屠

“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是清军在征伐南明的过程中最为惨绝人寰的两次大屠杀,两地死于屠刀之下的民众超过百万人。但少有人知的是,“嘉定三屠”的头号刽子手并非是清军的诸王贝勒们,而是明朝的降将李成栋这个汉人。

李成栋,陕西人,出身于盗贼,原为李自成部将高杰的属下,高杰因与李自成之妻有染,恐东窗事发,遂带领李成栋一干人等归降了大明。1644年镇守徐州的总兵李成栋二次倒戈降清,在“扬州十日”的大屠杀中,就有李成栋带领降卒为新主子挥动屠刀卖力杀戮同胞的身影。

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清军“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逼得嘉定民众揭竿而反,公推黄淳耀、侯峒曾为首领领导抗清。李成栋率领五千汉人辫子军前往镇压,嘉定民众拼死抵抗。至8月24日,李成栋借暴雨夜暗之机用炸药炸开城墙,攻陷嘉定。由于其弟在此前的一江伏击战中被杀,心怀报复之念的李成栋下令屠城。史载:“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见年轻貌美女子,则“日昼街坊当众奸淫。”对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把美丽的江南小城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大肆杀戮近三万人后,辫子军带着抢掠的三百余大船金银珠宝撤离嘉定。此为嘉定一屠。

几日后,义士朱瑛聚集免于屠戮的周遭民众两千余人,重夺嘉定,杀汉奸,斩清(军委派之)官,还出其不意地伏击了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恼羞成怒的李成栋即刻回师嘉定,一路砍杀,城外的葛隆、外冈两镇居民皆被杀光。杀到嘉定城里,时值夜半,许多居民在梦中即命丧黄泉。李成栋还觉得不解气,又令兵丁把堆积如山的尸体纵火焚之,然后才扬长而去。此为二屠。

二十多天后,南明总兵吴之番又率余部猛攻嘉定,得到周边民众响应,顷刻间,把城内清军杀得大败而逃。李成栋不得不第三次回攻嘉定。吴之番所率军民终究没能抵挡住李成栋悍军的反扑,嘉定再次失陷,吴之番力战而死,手下数百兵卒和刚刚逃到嘉定避难的近两万百姓悉数被杀,一时间城内血流成河。是为三屠。朱子素在《嘉定乙酉纪事》结尾写道:“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

虽说1648年李成栋再次变服易冠,抗清扶明,为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四处征杀,直至身死(南明朝廷封谥号为“忠烈”,封宁夏王。)。但其三屠嘉定的残酷暴行却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成栋的死亡细节

(摘自 梅毅 《大明朝的另类史》)

 

在波澜壮阔、血肉横飞的明、清交替之际,惟独有一个人的一生历程难以用“忠”或“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他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还是生擒绍武帝朱聿鐭的“不替”功臣,又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等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不可思议的是,也恰恰是忽然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又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恒、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而且蹈死不顾,死而后已。为报答一位红颜之死,这位曾经杀人不眨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最后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这个人,就是臭名昭著、大名鼎鼎、难以定论的明末大人物李成栋。

……

(反正後)李成栋提兵北上,屡战屡北。也真是天不祚明,当他为清朝从北往南打杀时,一路势如破竹。反正以后,由南往北打,他却连连败绩,十多万大军沿路伤亡殆尽。

进军之初,李成栋直发赣州,他从前的老同事、清将高进库(曾与李成栋同为明将高杰部下)屡屡使缓兵计,表示自己要“反正”,致使李成栋兵行迟缓。

1649年4月,待南昌金、王两人败亡后,高进库再无北顾之忧。于是,他从赣州忽然出击,以少胜多,把立足不稳的李成栋军打得大败。

初败一次,李成栋心慌,竟然撤军南安,他本人返回广州。其实,此战受挫,李成栋军力并无大碍,实力依旧。他往后撤,清军的援军却陆续赶到赣州,李成栋再无轻取赣州的可能。

修整之后,李成栋在1648年往肇庆与永历帝相见后,重新率军北上,度过梅岭,进入江西。

清军得知消息后,聚集全部精锐部队,先发制人,在江西信丰大举进攻李成栋。

鏖战一天,李成栋部下大将多死。士卒溃逃,粮食吃完,处境十分不妙。

丧败之余,部下将领请李成栋退师,寻找机会再图重兴。

已经十分绝望的李成栋索酒痛饮,投杯于地,大言道:“吾举千里效忠迎主,天子筑坛以大将拜我,今出师无功,何面目见天子耶!”

言毕,他竟不带随从,控马持弓渡水,直冲清宫大营。

估计加上饮酒过量,伤心欲绝,李成栋竟于中途摔入水中,遇溺而亡。由此,这位刽子手名将终于结束了他令人费解、充满杀戮、反反复复、又不失波澜壮阔的一生。

讣闻,南明朝廷震悼,赠太傅、宁夏王,谥忠烈。

 


 

李成棟反正之謎

(摘自梅毅《大明朝的另类史》)

 

永历二年(1648年)2月,南明永历政权岌岌可危。
这时候,突然发生了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和广东提督李成栋的反清归明事件,一时天下局势为之改变。

金声桓原来是明宁南侯左良玉的部将,明朝灭亡时升至总兵官。弘光元年(1645年)4、5月间,清英亲王阿济格大军追剿李自成部进至九江一带,左良玉病死,部将随良玉之子左梦庚在东流县(今安徽东至县)境降清。阿济格令左梦庚带领麾下将领往北京朝见,金声桓惟恐失去兵权,要求率领所部兵马收取江西,为清朝开疆拓地,得到阿济格同意,授予提督江西全省军务总兵官的官衔。隆武二年(1646年)秋,金声桓率军攻克赣州,他在清军平定江西的战事中是一个关键人物。

王得仁是陕西米脂人,号“王杂毛”,明末农民军出身,与金声桓一起同刘良佐和高进库进攻江西,并长期驻兵于南昌。

金声桓、王得仁与清当局的关系,表面看来不错,其实是互相猜疑的。
金、王二人自认为不费满洲一兵一卒,而占州据县,肯定能博得清廷的特殊封赏。不料清廷毫无作兴之意,在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区之后,仅委任金声桓为镇守江西等地的总兵官,王得仁屈居副将。

顺治三年(1646年),金声桓请求清廷另颁敕书,授予他“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同年五月清廷发兵部议奏,结果是驳回了他的要求,只将他的官衔由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并且规定“剿抚机宜事关重大者,该镇应与抚、按同心商略,并听内院洪督臣裁行”。朝命下达后,金声桓大失所望,内心里埋怨清朝刻薄寡恩。特别是金声桓、王得仁在收取江西郡县时凭借武力勒索了一批金银财宝,成了暴发户,清廷新任命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看得眼红,危言耸听,胁迫他们献上钱财。权力和金钱之争,使金声桓、王得仁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增长。所有的怒火仿佛火山下的暗流,蠢蠢欲动,只等着爆发的机会。
有一天,巡按董学成放肆地向王得仁索要一个歌妓。因为王得仁没有立即答应,董学成立即大骂道:“我可以让王得仁的老婆陪我睡觉,何况一个歌妓?”王得仁听说后按剑而起,大叫:“我王杂毛作贼二十年,却也知道男女之别,人间大伦,安能跪伏于猪狗之辈以求苟活?”于是提剑跑到董学成的府第,将董砍成碎片,然后去拜见金声桓,逼使金声桓摊牌。
永历二年(顺治五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先发制人,擒杀不愿追随反清的官员,宣布反清复明。可笑的是,金声桓、王得仁起事时,还不知道永历帝即位的消息,因此在发布的安民告示上署隆武四年。不久,他们得知隆武帝已经遇难、桂王朱由榔即位为帝,于是文书告示改署永历二年。

尽管金声桓和王得仁的行动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这两个人也缺乏领袖的远见和才干,但是他们的反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江西义军纷起,而且远在湖广西部和福建沿海的官员也重新归顺明朝,湖广的义军也再度活跃起来。但是,最重要的反应来自李成栋。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导火索往往是一件小事情。江西反正之后很短时间里,湖北、安徽反清浪潮的高涨。清廷四处调兵,佟养甲也命李成栋率军入援正为金、王两人急攻的赣州。然而,此刻的李成栋不动声色,静观时变。在清廷进兵江南的过程中,李成栋奉命率部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线进攻,为清方收取了大片疆土。特别是在清方第一次进攻广东和广西部分州县的战役中,李成栋起了关键作用。他自以为功勋卓著,两广总督一职非己莫属。不料论功行赏之际,清廷重用“辽人”。

佟养甲属于辽阳世家。努尔哈赤进攻抚顺时,他的同族兄弟佟养正叛变投降,佟氏家族一部分被明朝在辽阳被杀,一部分押进山海关内拘禁。佟养甲的父亲就是被押进关内受冤而死。佟养甲为了避祸,改名为董源,投入左良玉幕下。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南下,他投靠满清,恢复姓名,立即受到满洲贵族的信任。占领广州以后,尽管佟养甲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被封为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李成栋只落个两广提督,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接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两人原先的同僚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清廷重用“辽人”而作出的不公平的对待,对于野心勃勃的李成栋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内心的不满逐渐积累起来。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江西提督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反清归明的消息传来时,李成栋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反正易帜。四月十五日,他在广州发动兵变,剪辫改装,用永历年号发布告示,宣布反清归明;总督佟养甲仓皇失措,被迫剪辫,违心地附和反正。广东全省都在李成栋的部将控制之下,各州县官员望风归附。广西巡抚耿献忠也在梧州同梧州总兵杨有光、苍梧道陈轼率部反正,并且立即派使者进入南明辖区报告两广反清归明,接着李成栋的使者带来了正式贺表和奏疏。

当时,永历朝廷正处于艰难窘迫之中,广东全省和广西已失府州的突然反正简直是喜从天降,开初都不敢相信,经过几天的探听,特别是原已降清的广西巡抚曹烨、高雷巡抚洪天擢等人前来朝见,说明原委,永历君臣才解除了疑虑,顿时一片欢腾,收拾逃难行装,准备重整河山了。

李成栋决策反清归明经过一段密谋策划,内幕情况在南明史籍中记载纷歧。促成他决心反正的原因除了上面说过的清廷歧视政策以外,还有三个原因:
一是张家玉、陈子壮、陈邦彦等人的誓死抗清,杀身成仁,使他这位明朝降将不能无动于衷,尽管他亲自镇压了这些起义,良心并未完全泯没。
二是在广东的一部分原明朝官绅如大学士何吾驺、吏科都给事中袁彭年等人心不忘明,当他们察觉李成栋同佟养甲(实际上是同清廷)有矛盾对,立即抓住机会暗中策动李成栋反正。
三是李成栋爱妾赵氏以死相激成为反正的导火线。

〔袁彭年为明朝大文人袁中道之子。袁中道,字小修,是“公安派”三袁兄弟中最小的一位。袁彭年于崇祯甲戌年中进士,年青有才名。弘光帝立,袁彭年得封礼部给事中,由于生性亢直,上疏揭发马士英、阮大铖罪恶,被弘光帝罢官。隆武帝立,诏复原官。清军入福建,袁彭年降清。不久后鼓励李成栋反清。入永历朝后,袁彭年又卷入与马吉翔等人的争权夺利之中,后被冷淡,出居肇庆。清军再次攻陷广东后,袁彭年又去官署自首,声言当初李成栋逼自己反清。因为他的名气大,又是文人,没有大威胁,清政府居然饶他一命,放他回老家湖北公安,安安心心地养老去了。〕
历史人物因为特有的政治环境,我们难以猜测李成栋的心中到底想的是什么,也许他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但还有一个基本的动机:如果金声桓和永历朝的将领在江西和湖广联合起来以后,他就陷于孤立,容易受到攻击。

关于李成栋的爱妾趙氏以自刎激发成栋反清复明事,有记载说:
“成栋取两广,收印信数千颗,独取总督印密藏之。一爱妾揣知其意,劝举事。成栋拊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栋松江人,时孥帑在焉。姬曰:‘丈夫不能割爱乎?请先死君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栋哭曰:‘我乃不及一妇人!’乃与袁彭年、张调鼎谋,辇金赂要人,以取孥帑之在松江者。将发而金声桓以南昌变。……”意思是说完全是这位爱妾的红颜一怒促使了李成栋的反正。

还有一种说法是:李成栋的爱妾赵氏到达广州时,成栋正在密谋策划反清归明,赵氏不知内情,私下怂恿成栋举兵响应江西。李成栋惟恐走漏消息,厉声斥责赵氏胡言乱语。于是,赵氏演出了一场死谏的悲壮剧。时人邝露有《赵夫人歌》记录此事。值得强调的是,李成栋反正十天后,专门要求何吾驺为赵氏作传,又命门人邝露作歌。可见这件事确实发生过,而且确实是这位红颜促使李成栋下定了反清复明的决心!赵氏就是上面提到的陈子壮的妾。女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是多么地微不足道,赵氏却以独特的方式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广东反正之后,永历帝下诏封李成栋为广昌侯,佟养甲为襄平伯,升耿献忠为兵部尚书。不久,又晋封李成栋为惠国公。李成栋特意派使者迎请永历帝来广东,但大学士瞿式耜等人认为朝廷如果迁到广州,势必为李成栋操纵,重新上演当初刘承胤的闹剧,因为表示强烈反对。几经商讨,最后才决定以永历帝即位的肇庆为行在。

永历二年(1648年,顺治五年)六月初十日,永历帝由广西南宁起程,前往肇庆。李成栋先派养子李元胤到梧州迎接。八月初一日,永历帝乘船到达肇庆,李成栋郊迎朝见,在行宫中预先准备白银一万两,供永历帝赏赐之用。

李成栋反正初期,对永历帝相当忠诚,颇能尊重朝廷,恪守臣节。尽管广东全省和广西梧州等地是由于他反正而归入南明版图,他却主张地方官员应该由朝廷任免,而不是由他自己掌控,并特意嘱咐布、按二司说:“皇上到,造册一本送部,或用,或不用,或更调,听部为之。”然而,没有过多久,李成栋就发现永历朝廷从上到下窃权弄私,几无功过是非可言。这给李成栋的热情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也应该影响了他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李成栋曾经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他在反正后毫无建树,与清军对敌几乎也是一战击溃。由此可见,历史人物几乎是完全受环境和局势所控制。

佟养甲的参与反正本来就是被迫的,永历朝廷虽然封他为襄平伯,挂了一个管理中军都督府事的空衔,但实权完全落入李成栋的手里。他并不就此不甘寂寞,上疏永历朝廷说:“疑臣则杀之,不疑则任之,何能郁郁居此?”朝廷依然只是“优诏”应付,不给他任何实际职务,显然,永历朝廷并不信任他。佟养甲既怀念清廷的宠信,又明知在永历朝廷内备受猜忌,就暗中派人送消息给清廷,说明了两广事变的情况,请求派清军南下,他自己充当内应。不料使者在路上被李成栋部卒查获。李成栋养子李元胤当时担任锦衣卫都督同知提督禁旅,密奏永历帝以祭祀兴陵(即朱由榔之父老桂王朱常瀛墓)为名,派佟养甲前往梧州。李元胤预先在佟的座船必经之处设下伏兵,擒杀养甲。随即把佟养甲的亲信全部处斩,以清内患。(李元胤,字元伯,河南南阳人,原本是儒家子弟,李成栋为盗时掠良家子,养以为子。自少年时代起,李元胤一直跟随李成栋出生入死,“稍读书,知大义”,而且“心计密赡,有器量”。其义父降清时,李元胤怏怏不乐。李成栋反正,李元胤绝对是参与劝成的首功之人。)

李成栋反正极大地影响了战局,对南明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然而,永历朝廷虚有其名,无人统筹全局作出相应的决策,各地实力派自行其是,结果丧失了收复失地的大好机会。

金声桓和李成栋的反正震动了清廷,摄政王多尔衮为此大开军事会议,他认为汉将多不可恃,派出了一支完全由旗兵组成的军队,在满族和蒙古将领的带领下,从北京直奔金声桓而来。此时金声桓和王得仁尚未攻下赣州,不得不匆忙撤退,回救南昌。清军进攻南昌不成,于是开始了长期的围困。金声桓和王得仁曾派人向何腾蛟求救,但何腾蛟没有及时伸出援手。南昌被围八个月之后,城中开始严重缺粮。这时,一些士兵秘密投降,清军得以顺利攀登城墙入城。金声桓自尽,王得仁被俘处死。

就在南昌城陷的同一天,何腾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后他在长沙被杀。
南昌金、王两人败亡后,赣州已无后顾之忧,而且征南大将军谭泰所派梅勒章京胶商等统领的正红旗与正白旗满洲兵也来到赣州,兵力有所增强,于是聚集全部精锐部队,进攻李成栋。

二月十六日,清满汉主力由赣州出发,向李成栋所驻的信丰进攻,同时派兵八百名前往雩都协防。二十八日,清军进攻屯扎于渠岭的明武陟伯阎可义部,连破阎部在该地设置的木城五座(按:木城是以木桩部分埋入土中相连而成的防御工事)。二十九日午时,清军进至距信丰五六里处,李成栋挥军迎战。李成栋当年为清廷从北到南无敌手的威风再也没有出现过,很轻易地就被清军打败,李成栋不得已退入城中。

三月初一日,清军开始攻城。当时信丰东门外桃江河水泛涨,无法渡河。清军便在西、北两门外和南门旱路上挖濠栽桩,防止明军突围。李成栋部下军心不稳,见清军对东门未加防守,便蜂拥出东门渡河逃窜。清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信丰,一边对城中居民滥加屠杀,一边乘势尾随追击。明军大乱,将领纷纷南窜,李成栋在渡河时坠马淹死。而李部将士各自争相逃命,直到撤至大庾岭清点兵马时,才发现主帅无影无踪,经过追查,才知道李成栋已经落水淹死。当时的混乱可想而知。只是一直所向披靡的李成栋竟然是这样窝囊的死法,不免令人嘘唏感慨。

这样,三个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明朝的整个南方的人——金声桓、何腾蛟和李成栋,在永历三年(1649年)春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戏剧般地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